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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种做法类似于大明的土地出租，官府垄断土地的收储(官收)和拍卖(批发)环节，而将食盐交由商人进行。

    刘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百姓食盐供应改善，国家盐利骤增，从年收入40万贯增加到600万贯。

    在两税法改革之前，唐代财政收入盐利占了一半，宫廷耗费、军事支出以及百官俸禄都严重依赖盐利收入。”

    王布犁说这么多，胡惟庸倒是明白过来了。

    其实大明的盐利根本就没有获得什么暴利收入。

    以至于目前大明税收大头已经是田税。

    同样他也在暗示，盐官是非常容易搞钱的。

    没有把钱放到国家的国库里反倒是放到了自己家里。

    两淮之地的盐官，那是富得流油。

    如今大明初期实行的“开中法”就是一种许可制，类似于宋代的入中制，要求商人运粮食(或者军队需用的马匹、铁、茶等)到指定地点(一般是边关)，交换盐引，再凭借盐引去批发食盐，然后去零售。

    待到万历万历年间，盐引积压严重，盐商没有积极性。

    于是朝廷将盐业制度改成纲盐制，要求盐商从分散经营改为结成“商纲”，规定只有在册的商纲才可以购买盐引并从事食盐的批发零售，而且准许这样的垄断资格可以世袭。

    清朝延续此法，造就了扬州盐商。

    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一年能获利一千五百万两银子，上缴的盐利就足有六百万两。

    扬州不仅靠近食盐的重要产地两淮盐场，而且因临近长江、淮河和漕运通道京杭大运河，交通极为便利。

    天底下哪有多少人能经得住诱惑，不把银子往自家府库里搬运的？

    朱元璋又想起大明后期连盐税都收不上来。

    如此暴利的买卖，竟然没有税可收。

    这钱都被谁给拿走了？

    所以有关盐茶之类的事情，一直都在朱元璋脑子里蹦跶。

    闲聊天嘛。

    王布犁觉得是，但他发现老朱虽然在打牌，可脑瓜子一直都在想事情。

    而且想到哪里说哪里，至今都没有胡上一把牌。

    反倒不断的往外放炮。

    倒是没有人不敢碰。

    “盐利虽然多，但多是用在边境上，以至于朝廷的钱财依旧不够用。”朱元璋叹了口气：

    “布犁，你在县衙为衙役们搞了那么多补贴，其实也是在怪朕设计的官员俸禄过低吧。”

    江宁县衙役的收入都比一般高级衙门的吏员收入要高上不少。

    许多人都眼红的很！

    目前而言大明官俸低一个原因是明初物价水平比较低。

    朱元璋又出身贫苦，所定薪俸标准在他看来已足够维持良好生活了。

    普通官员只要不出去花天酒地，养活家小还是可以的。

    但随着大明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价的上涨，他定下的薪俸水平越到后世显得越低，可作为祖制又不能更改。

    另一个原因是，明代以两税为正赋和主体收入，可来自农业经济的两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水平并不高。

    后代皇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，极大增加了科举名额。

    需要大明财政供养或补贴的官员、候补官员甚至官学学生的总人数远超以往朝代。

    这样单个官员的薪俸水平，就不得不压得很低。

    想要搞成大宋那种小官都有许多官俸，朝廷没那么富。

    朱元璋觉得目前这批官员依靠俸禄是能活下去的，而且还能养活家小。

    他吸取了宋代财政的教训，更多地倾向于一个原则，即设法降低财政成本。

    在明代以前，因为存在着公廨钱、公廨田或职田等提供的利息或地租收入。

    官府的公共收支与官员的个人收支混在一起。

    所以那时官员挪用甚至盗取公共收入在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也不认为是贪腐行为。

    但在明清时期，公廨钱、公廨田、职田都已经消失。

    在制度上官员只有官俸收入，超出官俸的其他收入都可视为贪腐。

    你要想获得高俸禄，那就升官，只有好好给咱老朱家干活，才能升官。

    但朱元璋想的有些简单，高官的位置总之是少的。

    这样的激励手段实在是很难让人提起兴趣，因为不是谁都能跳脚就够得到的。

    而且中后期低官俸甚至不能维持海瑞这样的清官的生活。

    官员贪腐也因此有了更充分的动机与理由。

    到底多少官俸才能让官吏过上体面的生活，让他们既有工作效率又能保持廉洁，是没法子在大明试验出来的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我拿补贴来赏赐那些得不到朝廷俸禄的人，也是为了避免他们从百姓手里捞钱。”

    王布犁依旧是解释了一遭。

    他知道许多人都羡慕江宁县县衙，甚至有人被激励后比他这个九品官的俸禄还要高。

    雍正倒是搞过火耗归公，远超正俸，一般要高出一二十倍，甚至上百倍。

    不过，在雍正帝之后，官员的贪腐现象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似乎愈演愈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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